章永乐 | 外面，其实是一个更大的法学院

外面，其实是一个更大的法学院

作者：章永乐

（北京大学法学院副教授，北京大学法治研究中心副主任）

*本文为作者在北京大学法学院2019届毕业生欢送典礼上的演讲

2019届的同学们：

今天，你们要毕业了。

毕业，意味着收获——收获知识，收获学位证，收获一个在全球大部分地方通行的新身份。因为这种收获，有无数大门向你们敞开。

但毕业也意味着离开：离开为你打饭的室友，离开帮你记笔记的同学，离开为你改论文、为你写推荐信，上课时而慷慨激昂，时而低首沉吟的老师，离开夜晚灯火通明的法律图书馆，离开松林的包子，燕南的坛肉，勺园的香锅，佟园的羊肉火锅，学一的宵夜，小白房的煎饼，学五的鸡腿饭——加一个鸡腿五块钱，每人限购两个。无论你将来是去国贸、金融街、陆家嘴、中环、曼哈顿，还是那曲、西海固、华阳礁，你都会怀念这些物美价廉的食物。一张饭卡，把你们的胃拴在了燕园，但你们的特权，马上就要失效了。

其实，17年前的此时此刻，我作为一个快要离开的本科生，就沉浸在收获与分离带来的情绪交织之中。那时候，我要去地球的另一面；那时候，地球感觉比今天更大。离开了北大法学院，我不知道是否以后只能拿着“院友卡”才能进校，偶尔在校园里驻足片刻，追忆似水年华。

17年之后，我已经非常释然了。在我重新思考了从离开到回来的经历之后，我明白了一个道理：走出法学院并不是那么容易的；当我们走出北大法学院，外面，其实是一个更大的法学院，为了理解这个更大的法学院，我们经常要从知识上，从精神上，回到北大法学院。

先说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个法学院。镶嵌在现代学科建制中的法学院，主要研究和讲授人类社会权威机关制定/认可和实施的法律。我们的法学是围绕着某些比较确定的研究对象——但未必是统一的研究方法——而组织起来的，而且有着一整套与日常语言有距离感的术语体系，一套与朴素的常识推理不太一样的思维习惯。

但是，我们探讨的“法律”，终究离不开日常语言中的“法”这个字。汉语中的“法”字，在数千年的流变中，已经获得了极为丰富的内涵。学者们会从词源学的角度讨论 “灋” 这个古老的字形是否意味着“法平如水”，是否与凯原楼前面的神兽獬豸之间存在着关系，并由此延伸出与拉丁语的ius, 法语的droit，德语的recht 等词之间的类比。许多民族语言中的“法”字，都内在包含了一种超越实证法的公正、公平的价值意涵。法儒孟德斯鸠在《论法的精神》中告诉我们一种更为广泛的对“法”的界定：法是由事物的性质产生出来的必然关系。按照这个界定，毕业于我们北大的“两弹一星”元勋于敏，以及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获得者屠呦呦，都称得上是我们的同行，他们的科学研究，何尝不是一种更广义的法学研究？

不过，在汉语中的 “法”字所承载的各种思想传统中，孟德斯鸠给出的这个宽泛的界定方式，还算不上是最大的。古印度梵语中有一个词叫Dharma，巴利语中相应的是Dhamma，它们在接近两千年前传入中国，被翻译为“法”。何谓“法”？Dharma的词根是dhar, 这个词根的意思是“保持”。对于Dharma，一个经典的解释是：“任持自性、轨生物解。”根据这个界定，不仅由事物的性质产生出的必然关系可以被称为“法”，甚至可以说，凡是一切能够保持自性的事物，都可以称为“法”。于是，汉语中有了“诸法”“有为法”“无为法”“法眼”等等说法。根据这个传统，在最宽泛的意义上，人世间一切学问都是法学，不分中外，无问西东。

你们从这里出发，走向四面八方。外面，是一个更大的法学院，它究竟有多大，取决于我们对于“法”的界定和想象究竟有多大。这个更大的法学院，和你马上就要毕业的法学院有什么差别呢？

走出校园，你马上就会感觉到的一个巨大差别是，在这个更大的法学院里，不再有清晰的老师和学生之分。生活本身教给我们世界运作的法，没有教材，没有讲义，没有分门别类的图书馆，没有代代相传的攻略笔记，但考试经常突然降临，而且题型变幻无常，角度经常刁钻刻薄。你经常陷入两难境地，但又必须在有限的时间内回答问题。用我的师弟、现在隔壁法学院任教的刘晗老师的说法，你要在“灰度空间，做出黑白决策”。

你在北大法学院里学习了婚姻家庭法，但你能够领悟情感的法、世代交替的法，经营好你的家庭吗？你在北大法学院学习到了“衡平”的概念，但在一个更大的法学院里，你能够在林林总总的价值和利益的冲突之中，找到一个最佳平衡点吗？你在北大法学院读了很多的判决，但在一个更大的法学院里，你能够在复杂疑难的局面下做出好的判断吗？

但是，经历考试的不仅是走出学院的毕业生，也是在我们这些在学院里面从事教学和研究的老师。新世纪以来，中国与世界关系正在经历着剧烈的变迁，正在对许多学科的知识体系产生深刻的冲击。2002年，我参加毕业典礼的时候，中国加入WTO只不过六七个月；2008年，在我回国任教的时候，中国已有“世界工厂”之名；11年之后的今天，中国在许多领域，已经在攀升国际供应链的顶端。但是，从既有的许多理论来看，中国发展的姿态似乎并不符合理论的逻辑。在这个时候，究竟要修正发展的姿态，还是修正理论的说法，我们的校园里已经有很多讨论，大家想必都有所耳闻。

与此同时，那个承载了过去四十年中国经济奇迹的国际环境，正在发生深刻、或许是难以逆转的转变。华盛顿曾经推动了后冷战时期的全球化进程，但在今天，越来越多的美国精英用怀疑的眼光看待美国自己推动的这一进程，怀疑自己吃了亏。于是，多边主义变成了单边主义，自由贸易变成了关税壁垒，环保先锋变成了气候变暖怀疑者，“群主扩群”变成了“群主退群”。受到压力的不仅是中国，更有一系列发展中国家，甚至许多传说中的发达国家，都有过“哑巴吃黄连”的经历。你会发现，原来，在国际上，像姜文在《让子弹飞》里说的那样——“站着把钱挣了”，一直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。而这对我们提出的问题是：什么是发展权？如何保障包括中国在内的各国人民的发展权？

时代提出了巨大而沉重的问题，呼唤众多学科的研究者一起回答，但法律人是其中不可或缺的力量。在今年的答辩季，我已经看到，有一些同学的毕业论文选题，已经触及到了与此相关的问题，比如说长臂管辖、WTO争端解决机制改革，知识产权保护机制调整，等等。在你们走出北大法学院，走到新的岗位上的时候，你的工作可能仍然与这个巨大的问题密切相关；你接触到的信息，可能比你的老师们能够接触到的更加前沿。当你身处一个更大的法学院时，请你把你的回答告诉你的老师们，并和我们一起继续思考。

我们的法学院镶嵌在一个更大的法学院之中。我们日常的思考与讨论，本身就为大家走向一个更大的法学院提供了通道。而这是条什么样的通道呢？我在这里又要掉掉书袋，引入一个“法”的概念——来自古希腊语的Nomos，并且论证，你所毕业的北大法学院，是一个具有Nomos视野的法学院。Nomos意味着“法”，意味着“建立在空间划分之上的秩序”，意味着“习俗”，甚至意味着被人唱出来的歌。坚硬的秩序与法律，与充满韵律的歌，二者究竟有何种关联，以至于可以被同一个词语所统摄？难道看起来冷静得有点冷酷、头发通常比较少的法学家，和留着颓废的长发、放荡不羁的诗人，不是两条道上的人么？

2002年，我离开北大之后，在地球的另一面思考了这个问题，我发现，有一位北大法学院毕业生回答了这个问题。他在70年代末中国法学开始重建、尚没有多少实证法条文的时期学习法律，然而他所经历并参与的开端却有着恢弘的气度。他就是1979级本科生、1983届毕业生査海生，大家更熟悉他的笔名——海子。

就在几天之前，我和两位79级学长座谈，谈到了他们的同学海子。一位学长说：“海子，就是个孩子。” 如果说的是年龄和身材，我完全同意。1979年，海子以安徽文科状元成绩考入我们的法学院之时，只有15岁，等到他毕业的时候，年龄也不过19岁，1979级有一位人高马大的同学，见了海子，经常会把他抱起来转一圈。然而，如果说的是思想，海子并不是孩子，在许多方面甚至可以说是早熟，他思考了许多关系到人类社会大本大法的问题。

作为本院曾经的毕业生和现任教师，我对海子不仅仅是出于爱好而阅读，而是真正将他作为院史的一部分加以研究。在海子的一些短诗中，你可以看到他讨论维特根斯坦与刑法，这体现出他作为法科学生独特的知识背景。但这并不是我关注的重点。重点是，海子在毕业之后，曾在中国广阔的国土上漫游，用他的笔描绘了中国高度多元的地理空间，以及其中生长出来的丰富多样的生活方式和生命秩序，从平原上的村庄、河流，远方的草原，到星辰流溢的河西走廊，从长满胡杨树的戈壁，到坐满整个天空的青藏高原。在他的笔下，不同的地理空间产生了不同的习俗，不同的法，不同的人文景观。然而，它们都属于中国，“中国之中国”。

我又看到，在海子的诗歌《亚洲铜》中，他把我们脚下中国的土地，命名为“亚洲铜”。厚实、沉重的土地，沉默无语，承载一切，在时光的流逝与世代的更替中，让各种差异归于同一。然而，它同时承载了那些灵动的、不断重新生产出差异的力量：河流，飞鸟，野花。在诗中，海子这样召唤我们：“看见了吗？那两只白鸽子，它是屈原遗落在沙滩上的白鞋子/ 让我们——我们和河流一起，穿上它吧。” 海子呼唤我们和他一起，穿上这双鞋子，继承屈原的精神。但在这里，屈原不仅是一个楚国人，也不仅是一个中国人，他的精神属于整个亚洲。在这个时刻，中国也不仅是“中国之中国”，同时也是“亚洲之中国”。

最后，在《五月的麦地》这首诗里，海子想象了全世界的兄弟们在麦地里相聚拥抱，朗诵各自的诗歌的场景。在Nomos的视野里，朗诵各自的诗歌，也意味着交流各自的法，并且想象一种共同的法——也许是世界的“普通法”？在诗的最后，当诗人孤独一人坐在五月的麦地里时，他想到的仍然是“为众兄弟背诵中国诗歌”。在这个时刻，中国不仅是“亚洲之中国”，更是“世界之中国”。

人们常常认为，1983届毕业生海子留下的文字与思想遗产，主要属于中国文学界。然而，我要说的是，这笔遗产更属于我们这个法学院。海子用他的诗歌召唤了一种源生的、开端的力量。在人类社会的早期阶段，“法”奠基于有边界的空间秩序中生长出来的习俗之上，而且经常通过通神的祭司-诗人的吟唱得以表达，古希腊词Nomos或许比较好地记载了这样一种具有普遍性的体验。如果说它是“法”，它应该是一种植根于人民生活、未经异化的“法”，保持着生生不息的力量。在一个物质财富不断扩张、但异化力量也与日俱增的时代，我们需要不断地回到开端，不忘初心，汲取生生不息的力量，以防止21世纪的法律体系，变成一座如同迷宫一般错综复杂，僵硬而冰冷的城堡。

今天，你们要毕业了。

一两周之后，你们就将告别北大法学院，走向一个更大的、没有围墙和边界的法学院。我敢断定，在地理空间上，你一定会比只活了25年的海子走得更远。但无论你在何处，希望你能始终对海子诗歌中所涌现的本源性力量敞开，始终关注事物的性质和规律，并带着对这片土地的深深热爱，在各行各业的岗位上，把公平正义的口号，变成真实世界的可执行代码。

在这个更大的法学院里，再也没有固定的师生关系。我们都是同学，我们互为师生，这正应了孔子的伟大教导：“三人行，必有我师焉”。而我最后的祝愿，不仅献给今年的应届毕业生们，也献给在座像我自己这样的老毕业生们，祝愿我们在这个更大的法学院里，仍然能够相互支持，不断取得并保持优秀的学业成绩。然而何谓“优秀成绩”？就如同《易经》“乾卦”所说的那样——“各正性命”，并在这一“正命”的过程中，为培育了我们的北大法学院，赢得新的光荣。

谢谢大家！

演讲人简介：章永乐，浙江乐清人。北京大学法学院长聘副教授，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（UCLA）政治学博士（2008），北京大学法学学士（2002），德国柏林高等研究院、法国南特高等研究院访问研究员。主要研究领域：外国法制史、西方法律思想史、比较宪法、近代中国宪法史、国际秩序与国际法史、古希腊罗马历史编纂学，等等。近期重点关注民族/国家建构与宪法变迁、帝国与国际法、政党与代表制、政治伦理与法律伦理等研究议题。著有《旧邦新造：1911-1917》（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初版，2016年第二版）《万国竞争：康有为与维也纳体系的衰变》（商务印书馆2017年版），编有《大国协调及其反抗者》（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）、The Constitution of Ancient China（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）等，在中外学术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五十多篇。

图片来源：章永乐老师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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责任编辑：李月